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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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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出口，这个可以有******

　　日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决定新增辽宁、福建、河南、四川、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和浩特、吉林珲春等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当前为何要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此前部分地区试点情况如何，国内二手车出口情况怎样，如何助推二手车出口业务大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二手车增量最大的国家，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货源。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很多员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海外营销业务。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出口二手车300余台，涵盖奥迪、大众、特斯拉等多个品牌。”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霖说。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停放了近百辆准备出口迪拜的二手车，即将报关起运。此次二手车出口业务由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海兴投资公司承揽。

　　海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津表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除了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车辆管理所综合保税区分所，直接实现了二手车出口、过户、转移待出口等手续办理足不出区，即办即走。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助推了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运能提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山东潍坊在积极培育发展二手车业务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份依托寿光市德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整合有关企业境外营销网络资源，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依托成熟的境外营销网络体系、稳定的二手车市场资源和完善的车辆信息质量追溯管控能力成功入选，潍坊成为山东省第四个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

　　潍坊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启蒙介绍，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将简化通关流程，加强合规指导，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通关便利化政策，让二手车出口驶出加速度。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突破了1.6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二手车的平均单价也在大幅提高，从2019年的不足5000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近1.5万美元。

　　发展优势明显

　　作为工业制造强省和汽车制造大省的辽宁，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一直有较强优势。

　　此前，辽宁省内沈阳、大连两市获批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根据最新通知，辽宁全域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辽宁省商务厅进口服务处处长柯枫表示，辽宁拥有华晨宝马等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372家及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1700余家，汽车流通服务体系健全，能够实现二手车检测、整备、维修、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在二手车出口领域有较强比较优势。

　　河南省郑州市已于2020年成为我国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我国汽车产量、销量、现车存量和二手车增量较大地区之一的河南，拥有配套零配件供应充足、售后保障体系健全等特点。同时，在服务二手车出口方面，海关、金融、税收等方面的设施完善。此外，相关企业拥有多年建立的国外仓储和广泛分布的销售网点，也具备了可利用可租用的国外销售基础条件。

　　“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扩围看似单一商品的外贸政策，其实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受制于国民消费习惯，不能快速放大。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相对成熟，欠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巨大。因此，扩围二手车出口试点业务地区，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规模，不仅可以带动汽车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复苏，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汽车更新换代速度，扩大新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多业联动发展。

　　难点问题待解

　　我国二手车车况好、价格低，性价比比较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加上我国汽车生产和出口经营企业在全球建立了较好的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但是，也应看到行业发展的困难。

　　宋向清举例说，由于千差万别的法律制度、消费习惯和社区文化等，二手车市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出口运输成本的增加、配套零部件的可持续供应、售后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和赔付等问题都是汽车国际流通的难点。

　　制定二手车出口质量标准，规范二手车出口秩序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是重点。

　　有关专家建议，各地区应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行动规范，把有关标准有理有据地嫁接到异域他国，以便二手车出口业务不断扩大，也便于进口国消费者更好地体验驾乘中国品牌汽车的乐趣。同时，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国内二手车出口业务资源共享机制和共用平台。利用国外二手车市场大数据调整市场布局，进行市场的自然调节，进而实现车辆的动态流通和自然淘汰。

　　据悉，辽宁制定了《辽宁省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工作机制，高标准遴选二手车出口企业，强化二手车出口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业务监管。

　　柯枫表示，下一步，辽宁将进一步制定优化准入标准，严格遴选出口企业，研究制定二手车出口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出口质效规模；大力发展辽宁二手车出口相关的维修整备、检测认证、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指导企业通过自建、资源共享等方式，建立与出口规模相适应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售后配件供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

　　“我们将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务实高效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更为畅通的海内外出口通道，帮助出口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潍坊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王丽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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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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