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如何实现******
研考如期举行,考生不动、试卷动——
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如何实现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鹏
十多天后,2023年度硕士研究生考试将如期开考,本应出现在山东某考点的考生许莉现在还滞留在浙江湖州。
12月7日晚,教育部提出,对于当前仍滞留在报考点所在地以外省份、且返回报考点确有困难的考生,12月8日8时起,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交借考申请。
看到消息后,许莉第一时间提交了借考申请,希望将考点安排在湖州。两天后,填报系统关闭。截至目前,许莉在研招网借考申请的状态是“待审核”。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457万人,根据多省份公布的信息看,2023年度考研人数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面对参考人数百万级的国家考试,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该如何实现?
全力以赴实现“如期考试”
教育部表示,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安全平稳”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优化考生服务,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考”“平安研考”的工作目标。
“新十条”实施后,跨省跨市赶考更为便利,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影响国家考试的安全、顺利。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异地借考实施后,部分就地借考的考生可减少旅途中的感染风险,也省下赶考的交通费用。”
对此,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毅表示认同:“社会面病例数量的增加,会从不同方面对如期考研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借考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应考尽考,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学生提供便利实惠。”
截至目前,借考申请以跨省借考为主,对于如何省内借考,各地政策不一。山东省原则上不允许省内异地借考;河南省和甘肃省须由拟借考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山西省则不安排省内跨市借考。
借考人数和涉及试卷数量“达到巨量”
实施异地借考,即考生不动、试卷动,操作难度到底在哪里?
据了解,考研科目分为统考科目和自考科目两种类型。政治、数学、英语等统考科目试卷类型一致,但是,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专业课考题,由高校自主命制,类目类型成百上千,是导致借考难度产生的主要原因。
“假设考生小马原定在考点甲考试,某大学已把自命题试卷寄到了该考点。因为疫情等原因,小马无法前往该考点,只能就近前往考点乙。因为,甲乙两个考点无法直接交换试卷。因此,可能有两种方法进行试卷传递,一是从考点甲寄送回报考院校,由报考院校再寄送给考点乙,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二是发挥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作用,由考点甲先把试卷上交给所在省的A教育考试院,由A省考试院交换给考点乙所在的B省考试院,再下发到考点乙,这种办法相对第一种更便捷一些。”王传毅介绍。
王传毅表示,“即使是第二种方法,假设一个考点有100人申请借考,每个省有100个考点,借考人数可能多达几十万,工作量也非常大。”
刊发在2022年第9期《中国考试》的《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面临的舆情风险及应对措施探析》一文提出,一直以来,人们对研究生考试命题的规范性与保密性关注度居高不下。尤其是自命题试卷,需要从招生单位送达考生手中,印刷分装、远距离调配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若采用传真或云端系统传送则会挑战自命题试卷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曾长期在省级教育考试院工作的胡向东透露,近年来,研究生考试实行了精细化管理,试题包装规格齐全,可调度的空间增大。事实上,异地借考也有实践基础。“为方便考生,一直有零星的借考发生。”
胡向东介绍,“去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浙江和陕西为保障省内考生如期考研,探索尝试借考模式,并成功为几百名考生提供就近借考的机会,经历了大规模调卷、精细化复核的全过程。”
2021年,浙江省有15.8万名考生,共有12000多种考卷。异地借考有400多名考生。短时间内,在原先90个考点基础上新增了96个考点、400多个特殊考场,考点数量翻倍,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所有调卷工作。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今年全国范围内异地借考人数和涉及试卷数量,将会达到巨量,组考压力可想而知。但由于前期积累的调卷经验,今年的大规模招考也不是‘无准备之仗’。”王传毅说。
王传毅介绍,“由于试卷调换必须万无一失,借考考生数量增加对各地考场及监考人员的安排,也提出了较大挑战。必须高效精准地完成试卷调换复杂周密的流程、细碎精密的考研组织工作。”
精准化双向复核,确保试卷调换寄送无误
“异地借考的背后需要考试管理部门、高校等作出巨大努力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会带来更多的试卷传递、更容易造成差错,这就要求相关高校和部门工作进一步精准化。”胡向东提醒。
王传毅建议,应建立专门的大数据平台,为借考信息统计和试卷调换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和算法支持;建立专门“应急通道”,为应急传输加密试卷提供支撑,一旦出现试卷寄送中的失误,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确保考研如期顺利进行。
“院校和省市考试院应加大考务人员投入,确保应对借考工作的人员充足,同时应对试卷的调换、寄送,实行多单位的双向复核机制,每一环节至少安排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相互校验,确保试卷调换寄送工作无误。”王传毅说。
此外,王传毅认为,“因试卷按秘密管理,而且工作量巨大,教育部门不公布运作细节,但希望考生和社会予以充分理解和信任。考生也应该放松心态,使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于备考本身,相信各级教育部门和院校能够为考生异地借考、如期应考提供坚强保障。”
“眼下,研考全国统考科目与高校考试科目并行,试卷机要传递量大面广、风险大的问题显而易见,异地借考的推行,将为下一步研招考试改革开拓思路,积累更多的经验。”胡向东说。
(本文所涉及考生采用化名)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3日 08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